煤炭行业正进入寒冬
当新子学汲汲于新儒学争夺当代中国文明价值的现代诠释话语权时，经常忘记了如果没有儒家作为其比较和参照的对应物，那么自身就很难开出独立的特属于新子学的政治哲学话语和传统。
但关键的问题是，日本的现代转型之高度成功，不是基于传统优势，而是立于对传统进行的现代转化。君仁，臣忠（《礼记·礼运》）是这一对等关系伦理设计的基本原则。
（已对原文注释略作处理如下） [注1]其中，蒋庆可称代表，他在《政治儒学—当代儒学的转向、特质与发展》一书中，就立定志愿走一条不同于港台海外心性儒学之路的政治儒学道路。摘要：大陆新儒家以判教姿态，针对儒家研究者提出了谁堪称儒家的判断标准。站在前一立场上，也并不见就值得赞赏，因为在多元价值世界中，那也不过是一种主张之一。多元社会中存在的诸种宗教、道德与哲学体系，尽管秉持不同的基本价值立场但需要和平共处，理性妥协，以促成稳定的立宪共识，并由此体现出儒家的现代特质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大陆新儒家的更化判断。
对社会公众来讲，人们长期耳熟能详的是只生一个好，政府来养老，如今变成养老靠政府，就是脸不要。在帝制中国，由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奠定了国家统治哲学，但却逐渐窒息了中国的思想活力。(《荀子·王制》)在《荀子·王霸》篇中，他又将这三类政治所代表的政治道德分别概括为义、信和权谋：故用国者，义立而王，信立而霸，权谋立而亡。
与此同时，在战国变法运动中，以法的观念为核心形成了法家学派，他们大讲更法、变法、以法治国等，把法的观念发展为法家思想体系。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。[⑨]侯外庐也说：荀子是后期儒家的伟大的代表。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
他说：道在尔而求诸远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，希望士人有高远的追求，士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。同时，在《议兵》篇中，他又明确否定了以庆赏刑罚为主要治国手段的主张。
陪臣执国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其次，不在法的基础上发挥人的能动性，必然会造成立法、司法活动的主观随意性，就会损害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，消弱法的权威地位。其次，确立文化主体意识。政道是一架子，即维持政权与产生治权之宪法轨道，故是一‘理性之体，而治道则是一种运用，故是一‘智慧之明。
(《荀子·议兵》)礼者，断长续短，损有余，益不足，达爱敬之文，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。（三）德主刑辅——荀子的德刑兼用 无论从过去的文献还是考古发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，都有很多关于德的记载，说明周人非常重视德，大力宣扬德思想，也说明周人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的是德治并与礼治相配合。[②]牟宗三：《政道与治道》，《政道与治道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，第19页。他告诫统治者说：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，佣徒粥卖之道也，不足以合大众，美国家，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。
及至秦汉以后，曲学之儒，窃取荀子尊君之义，附以治人之说，阿君之好，极尽推崇。汝欲一日遍闻远古之说，躁哉予也。
把仁义与礼（乐）结合起来，以实现圆满的治道。[27]荀子对于礼、法，或分说之，或合言之。
历史完全是一个从德到力的退化过程。（《荀子·劝学》）圣人是道的极至，圣人是道的总汇，天下之道，百王之道都集中在圣人这里，诗书礼乐文化全都在这里，圣人就是道的化身。（《荀子·王制》）故也非常重视法的作用：法者，治之端也。因此，王霸之辩实质上又是德力之辩。所以，由礼乐文化推演出来的礼治在德治与法治中起着中道制衡作用。夫德不称位，能不称官，赏不当功，罚不当罪，不祥莫大焉。
前者为道德，在修人心。[13]诸子百家见解各异，但其立论的归宿都在论证治道。
这里可以看出，荀子是立足于现实，根据当时实际状况分疏王、霸、强（亡），这主要是社会发生了变化的缘故。能害民者不正，则谓之贼矣。
可以说，西周时期人们只知刑而不知法，甚至春秋时人们还不懂得法的意义。秦始皇在二十八年泰山刻石中说：治道运行，诸产得宜，皆有法式。
[45]对此，肖公权指出：荀子凡此所言，皆与孔子之意合，而足见荀学之根本异于法家。治道之本义只是一句话:‘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正是在此意义上，荀子进一步指出：圣人者，以己度者也。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在坚守道和具体利益之间的权衡上，他强调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。
孔子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就可以归结到无为而治，也就是说，道家有道家的无为而治，儒家有儒家的无为而治。大小官吏都庄重严肃，恭俭忠信，是古之吏也。
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，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，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。他从天人关系、大道自然等较高的理论层次构建治道的形而上基础。
帝不足则王，王不足则伯，伯又不足则夷狄矣。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。
对此，瞿同祖作了进一步的研究，认为儒家既坚信人心的善恶是决定于教化的，同时又坚信这种教化，只是在位者一二人潜移默化之功，其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，所以德治主义又衍而为人治主义。人之城守，人之出战，而我以力胜之，则伤吾民必甚矣。因此，遂有人说，中国在以往只有治道而无政道，亦如只有吏治，而无政治。既包括‘治之本，又包括‘治之事。
君子者，法之原也（《荀子·君道》）。首次揭示王道的基本特征。
所谓德治是指德化的程序而言，所谓人治则偏重于德化者本身而言，实是二而一，一而二的[31]。其实，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治道模式的历史演变早就有过清晰地表述，兹摘引部分资料于下： 《公羊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载：孔子曰：‘三皇设言民不违，五帝画象世顺机，三王肉刑揆渐加，应世黠巧奸伪多。
正是基于这种价值观，此次变革的突出任务就集中在：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，在坚持效率的前提下，注意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。他说：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，应变不穷，辨乎万物之情者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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